题记：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眼泪， 因为我对母亲爱得深沉。
母亲1925年出生在一个叫做枣树店的小镇，母亲一生生了四个儿女并养育成人。母亲是1998年离开我们的，可直到今天，我还是刻骨铭心地想念着母亲，想念着母亲在时的那个老家。
我的老家在金桥，一排四间草屋，一个长方形的院子。院子里的石榴树是我妹夫栽的，每年七月间，石榴花开得如火如荼，待秋天回家时，母亲便踮起脚，从树上摘下几个最大的石榴，带给她在远在城里的孙子。母亲说，待石榴熟透，她还要分一些给邻居的孩子，那些孩子眼巴巴地看着这些石榴一个夏天了。
老家院里的两棵油桐树是我下放的第一年——1975年栽的，当我不在母亲身边的时候，梧桐树昼夜陪伴着我亲爱的母亲；母亲闲时常抚摸着一天天长大的油桐树，想念着不在身边的儿女。
老家院子里有口压水的井，那是我们多次劝说后，母亲才舍得花钱请人打的。有了这口井，母亲就不用请人挑水吃，不用去塘边洗衣、洗菜了。每逢天旱或雨雪天，母亲还让左邻右舍来此用水。井边有口储水的小水缸，每天早晨母亲总是把水缸装得满满的，于是，她的孙儿、孙女回老家临走时，也学着把缸里装满水，这时，站在一边的母亲脸上便溢满幸福的笑容。
我、妻子、孩子一家三口回家的日子，是母亲最为高兴的日子。母亲最疼爱她最小的孙子，而孙子却难得回去一趟。每当孙子回家的前些天，母亲便忙碌起来，买糖果、买菜，若是冬天，必一遍又一遍地晒棉被。当孙子到家时，母亲就会架起火盆，把她托人从山里买来的炭烧得旺旺的。天没亮，母亲又会赶到集市等着买最大的鲫鱼、最肥的老鸡给她的媳妇和孙子吃，这时候，满街的人都知道，许老太太的孙子回来了。那时孩子小，最多的还是我一个人回家，我一般是早上九、十点钟到家，每次回家，母亲都说她今天不知怎么正好买了好菜。母亲一边做菜，一边与我叙家常。那是怎样幸福的时光、怎样可口的饭菜啊……
母亲知道我冬天易受凉，所以一再嘱咐我冬天要穿得暖和些，尤其下面要暖和，寒从脚下起啊。大约是1986年冬天的一个中午，窗外白雪飘飘，我伏在客厅的桌子上备课，这时有人敲门，开门后，见是一位老家的熟人，他抖抖索索地递给我一个网兜，说是"你妈带给你的"。我打开网兜，解开包裹着的一层层布，里面是一双崭新的棉鞋：黑平绒的面子，白鞋底，一针一线，极其清晰。这是母亲给我做的鞋……是的,母亲做的,我的嗓子一下堵住了……母亲那年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。
母亲是属牛的。母亲常说：人出生的时辰不同，命也不同，比如属牛吧，一种是吃饱后睡觉的牛；一种是满山找草吃的牛。母亲说她一辈子操心，象找草吃的那种牛。母亲和父亲在街道的小商店工作，商店说是集体办的，其实没什么保障，生意好的时候，有人来检查、来收费；生意不好的时候，找谁也不管,所以母亲一直盼望我们好好读书，以后好有个正式工作。商店有三间门面，木板门、泥柜台，靠墙一排货架，上面摆满杂货。集镇上的小店没有上下班的概念，天亮卖货，夜晚关门。母亲和父亲每天大约在天明前两小时就起床了，一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，一边扫地、抹桌子、生煤炉、烧水。把家里打扫好后，又一道去商店打扫卫生、整理商品，开门营业。我爱人在机关和校园里长大，属于晚睡晚起的人，刚到我家时怎么也不适应，常问我，你家人怎么天没亮就不睡觉了呢？
母亲晚上也去店里。柜台上摆一盏被母亲擦得极明亮的煤油灯，灯下，母亲嗤啦嗤拉的纳着鞋底，有一笔无一笔地卖着货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常跪着长条板凳爬在柜台上，在母亲抚爱的目光下和沙沙的纳鞋声中写字、做功课，大约到晚上九点钟的样子跟着母亲回家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们边走边说话，有时母亲问我，你长大跟谁过，娶不娶老婆。我说，我不要，我跟妈过。那时的我，回答是认真的……有时，月光如洗，蛙声如潮，我和母亲谁也不说话，我是在专心地看着地上随我和母亲移动的身影，而母亲在想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放假的时候，我白天把作业做完，晚上就不到母亲那去了，而是到一个叫做农产品交易所的地方听大鼓书，可每听到关键处，母亲便喊着我的乳名唤我回家。母亲的呼唤是亲切的，她让我记忆终生，诗人但丁曾说过：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，那便是母亲的呼唤。
母亲个子不高，但母亲是个极坚强的人，面对困难、面对打击，她从不叹息、从不低头，我极少，不，应当是从没有见过母亲流过泪。我的祖籍在河南商丘，听先人说，自祖父辈以上七代行医，经年累月，家藏医书数卷，先人中还有一人曾救活一位垂死的年轻孕妇，被当地誉为有起死回生之术。可惜至祖父辈时，祖父的一个兄弟为鸦片所染，卖去祖传医书，以致家道中落。我的祖父是由河南逃荒到安徽一个叫金桥的地方。那是个小集镇，有谁在这样灰色的小镇上生活过吗，单门独户，举目无亲……。父亲是个认真而文弱的人，文化大革命中被列为批判的对象，作为孩子的我们，那时从心底感到孤独和无助，在那时，惟有母亲能保护我们，她不低头、不掉泪，站得稳、走得正，她坚信日子会好起来的。我很喜欢听一首叫做"好大一棵树"的歌，每当听到这首歌时，我便想起我坚强的母亲。
母亲的娘家有外公、外婆、舅舅、舅妈。回忆起来，只朦胧记得外婆和母亲在家里对面坐着叙家常的样子，外公的模样我是一点也不记得了。舅舅一生无儿女，后来我大哥过继给了舅舅。可舅舅、舅妈去世早，大哥文革中也死于肾炎……，想起来，母亲娘家可谓伤心至极。但在我印象中，母亲从未提及这些。今日想来，年轻的母亲觉得孩子尚不省事，讲这些孩子也不懂；中年时，母亲整天想的是几个孩子成家立业的事，更无暇谈及；待到母亲年迈与孩子是聚少离多，或许担心在短暂的团聚中谈及这些伤了儿女们的心，所以把这些伤心的事一直放在心底。法国一位哲人说，女人固然是脆弱的，母亲却是坚强的。
母亲去世的前一天夜里，下了好大一场雪，漫天皆白，地上积雪盈尺，清晨，我得知母亲垂危，于是踉踉跄跄往母亲住处赶。这时，大脑恍恍惚惚，一片空白，只觉得路上人很少，出租车几乎没有，大地静得出奇，白雪让人头昏目眩，我没有思想、没有悲哀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。我努力在想，我在哪，我去哪？我怎么想起了1984年，那也是好大的一场雪，积雪没膝呀，可那是我的孩子出生的日子呀……难道……我的亲人生与死的日子……都和大雪有关吗……惶惑中,有一辆的士在我面前缓缓停下，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人，似乎说看我有急事，就停下让我上车……,我怎么啦，我在梦中？是的，我做过这样的梦，母亲去世了，我大哭……猝然哭醒，原来大梦一场，母亲并未去世！悲去喜来，我的心怦怦地跳，于是赶紧在星期天回家看望母亲。
但这次…… ,这次……母亲真的去世了！母亲永远地走了……
母亲走了，我不用牵挂她了，不用牵挂她在雨里，不用牵挂她在风中，不再牵挂她生病，也不再牵挂她节日的孤独了。我没有妈妈了，没有人像母亲那样管我了，可我的妈在哪啊，我的家在哪！当我出差在外，身处日暮黄昏的旷野，看到炊烟缕缕升起时，我听到母亲悠长的呼唤；当我外出归来，回到城市，万家灯火扑面而来时，我听到了母亲悠长的呼唤。
母亲去世后，我朝思暮想，但一直也未梦见母亲。直到母亲去世后一个多月的一天夜里，我突然梦见母亲或者说母亲来看我了。那是在金桥老家的屋子里，母亲和衣而睡，衣服极整洁，面部极清爽，神情也极安详。我不相信是真的，我担心这是梦，但抬头看却真是金桥老家呀，房子中央还是横着一根挂毛巾的铁丝，用手一摸铁丝上的毛巾还湿漉漉的呢。我赶忙呼唤母亲，哭诉我们以为她去世了，诉说我们对她彻骨的思念…… 大梦醒来，万籁俱静，拧开灯，时针指在两点，我睡意全无，心中百感交集，惆怅万分……"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"，当我有能力使母亲过得好些的时候，母亲却走了，当我真正懂得孝心母亲的时候，母亲却走了……我对得起母亲吗，天知、地知、母知、我知，然而，慈母已逝，茫茫天地间，谁能告诉我！
我不知道是否有天人感应之说，反正母亲出殡的那天，天突然放晴，一路上，青松翠柏，一路上，白雪皑皑。太阳透过树林，赤橙黄绿，毫光万道，似在为母亲送行。我心中感慨万千："慈母西去心欲摧，白雪漫天泪满衣。可叹一别成千古，而今只盼梦中归。芳草萋萋年年碧，思母情长夜夜啼。最怜老父依闾望，风急天高孤雁飞"。我把我的这首诗，把我滴血的心、长流的泪，把我那无穷无尽的思念，跪献于母亲的坟前，愿她在遥远的天国——幸福、平安。
我和我的老师
年龄逐渐大了，便喜欢回忆过去的事，尤其回忆那些曾经引领、帮助、关心过自己的人，老师，便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。
在金桥小学读书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四合院式的小学建在小山坡上，这所大人看似一般的小学，在孩子的眼里却是无比的阔大，学校里的老师更是非同寻常。郭崇武是我的语文老师，细条个，长方脸，大眼睛，一副军人身上才有的机警和干练劲，人也耿直。他的字写得尤其好，大概学的是柳体，很清秀。除了字写得好外，同学们还传说他身上有些功夫，据说两三个人绝对不是他的对手，有这样的老师，顿觉安全了许多。郭老师兼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，六年级时我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，戴三条杠的臂章，与郭老师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。郭老师对我很好，教我做少先队的工作，他也很信任我，放假了，他要回城里了，就让我代看他家的门。我们的教导主任姓童，童什么？记不清了，但模样记得清楚，个子不高，宽额头，额头上的皱纹一条是一条的，头发稀疏但梳的讲究，眼睛很有神，象谁呢，比较起来有点像萨马兰奇。踢球是童主任拿手好戏，学生爱看。童主任不是在地上踢球，学校院子不大，又没有现在的草坪，踢不起来。他踢的是儿童拍的小皮球，你看好，站稳了，运足气，把球轻轻抛起了，待球下落时，右腿后摆，脚尖绷直，飞起一脚，好，脚尖直击小球，遭到重击的小球笔直地向空中射去，越来越小……在学生的一片欢呼声中，童主任双手叉腰仰望天空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欢呼之后的我们顿觉浑身轻松，随着上课的铃声，叽叽喳喳跑向教室。学校的校长姓卫，叫卫道仓，黑皮肤，小个头，个子虽然不高，可全校老师没有不听他的，服他，为什么，人家实干、苦干、有威信。我们学生一般跟他接触不上，但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。那时我已经六年级了，随着马路那边中学红卫兵上街游行，我们小学的课也不上了，停课闹革命了，回家了。不久，学校又把高年级一部分同学叫回来，说是要复课闹革命。回到学校闹革命的几个同学，晚上挤睡在院子里用课桌拼接的床上，你一口、我一口，分吃着一个同学从家里带来的西红柿。这时，卫校长走过来，小声地说，你们白天对我的批判不行，没有力量，你们要讲得狠一些，这样才能通得过，你们几个晚上一定要想一想。吃柿子带来的兴致很快就没有了，大家翻来覆去想如何使批判有力的事，想到最后，终于想到卫校长曾批评我们下河洗澡的事，就拿这件事批判他吧。于是第二天会上我们说，卫校长咒骂我们革命小将，说我们不该私自下河洗澡。这时卫校长抬头望望我们，似乎觉得还没力，我们一急，就把家长骂我们的话用上了，他还说下河洗澡淹死了，还不如汽车压死了，连尸首都找不到。这句话似乎有力，因为大家都不吱声了。晚上在院子里睡觉时，卫校长又慢慢走过来，寒暄两句后说：同学们，我记得我可是没讲过汽车压死比河里淹死好的话，你们再想一想。后来好像我们也没再想了，只是觉得话说过头了，对不起老校长。小学毕业后，我没能升上初中，在家呆着。记得有天傍晚，卫校长来到我家门口，站着与母亲叙话，大意说我学习很好，学校原先还打算发展我入团的，升不了学是因为有人写信反映我父亲历史复杂，让我母亲不要责怪我……。母亲听着，一直不说话，怔怔地看着站在一旁的我，眼眶里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。
上不了中学，只有在家了。后来说是可以上一所农中，我就去看了那所农中。山坡上盖有四间房子，孤零零的，但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也没看到老师，于是我也就死心了。上初中是三四年后的事了，其间，我就跟着被下放的父亲学农活，拾粪、砍草、贩卖米糠、开荒种菜，还拉过大锯。拉大锯能挣几个辛苦钱，但活太重，一般人干不下来。自己除了有点累也倒没什么感觉，可母亲难过得不行，跟我二哥说，太小了，会伤筋骨的，不能再干了，还是找找人让他上学吧。二哥找了一个教过他书叫做“二陶”的老师，陶老师说，上初一年龄大了些，读初二吧。于是我就上了金桥小学附近的金桥中学。毕竟初一的书没读过，上初二底气不足，尤其怕提问。教数学的老师是位女的，叫江正岚，瘦瘦的、高高的、黑黑的，戴一副镜片有点黄的眼镜，很少笑，就是笑，笑意也就是在唇边一带而过的那种。江老师数学思维极其清晰，课讲得干净，按农村话说，如劈干柴一般，对学生很严厉，批评人也如劈干柴一般。前边的课我都没学过，但她不管，专找你提问。最怕的是她把题目在黑板上出好以后找学生上去做。每当这时，她的目光缓缓地扫过全班，全班同学也缓缓地低下头去。“李明阳”，我头脑一炸，然后是一片空白，也不知怎样走上讲台、怎样下来的，只是事后下决心要学好数学。除课堂学之外，跟我二哥学，他是高中的老三届学生，功底好，后来数学成绩也就慢慢上来了，一次全校数学竞赛还得了个三等奖，为此江老师还让我到她家吃了顿饭。但数学我还是怕学，时至今日做梦，往往是数学考试的试题做不出来，以致急出一身冷汗来。语文学习就不一样了，语文老师叫汪淑仙，也是位女老师，白皮肤，略微有点胖，戴副红边的眼镜，一团和气的样子，课上课下经常听到她爽朗的极富感染力的的笑声。每周一次作文课是我最高兴的时光。她从厚厚的一摞作文本中抽出我的作文，高声地朗读，细细评论，然后再让同学评论，这时，同学便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。汪老师的作业批改也十分认真，她会在她认为写的好的段落画上红圈圈，写上许多鼓励性的话语，也会在眉批中指出你的不足。我读高中时换了个语文老师，新语文老师原先在合肥那边工作，叫赵一新。毕竟是合肥去的老师，做派跟当地老师不一样。一身黑色的中山装，皮鞋也擦得干净，笔挺的。赵老师个头不高，宽额头，瘦下巴，上唇好像有短短的胡须，不苟言笑，很有点像鲁迅的样子。第一天上课，走上台来，也不自我介绍，只是拿起粉板擦在讲台边缘磕了磕，转身将黑板上没擦干净的地方擦了个干干净净，捡了支尚未用过的粉笔，干咳两声，抬起臂，沙沙地在黑板中间写下要讲课文的名称：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。呀！就这几个字，把学生给彻底镇住了，没见过写得这么好的字，刚劲有力，棱角分明。接下来是讲课，条分缕析，细致入微，有板有眼，再现了鲁迅先生文章的论战风格，学生觉得如饮甘露，如沐春风。下课铃响了，大家方从课文中醒来，不自觉地站了起来，以示崇敬，赵老师在大家敬佩的目光中飘然而去，似乎并不在意我们的反应。到后来，赵老师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，我也当了班长，他放手把班里的工作让我做，使我得到学习以外的锻炼，当然这是后话。赵老师现在合肥，我自己忙于工作和生计，很少看他，前不久，在合肥的几个同学把赵老师夫妇请到一起，共进晚餐，共叙师生相处的日子，其乐融融。那天，我给赵老师送了一副自撰自写的条幅：“斗转星移四十年，丘壑也已化桑田。更喜千流归大海，师生谈笑忆从前。”那晚，赵老师喝了好几杯酒，闲聊时话不多，一如既往让夫人讲。看得出是十分的高兴。
我是由下放知青考入安徽师范大学的，属于习惯上称作“七七级”的学生。文化大革命后十年未进行高考，七七年的首次高考，使一大批优秀人才进入高校。广大学子带着振兴国家的使命感，如饥似渴地学习。高校的教师也从“牛鬼蛇神”的阴霾中走到阳光下，走上阔别多年的讲台一展身手。在我就读的中文系，那时张涤华先生的名气已经很大，是著名语言学家，学识渊博，著述宏富，成果涉及目录学、词典学、现代汉语、古代汉语等众多领域，大家尊称他为张涤老。张涤老属于我们为之骄傲和仰慕的老前辈，那时年事已高，不上课了，偶尔开讲座，大部分时间是闭门著书立说。我因为与张涤老的儿子张劲秋是同班同学，有时应邀去他家玩。老先生清癯，和蔼，穿着布纽扣的中式服装，温文尔雅。每次去都见他坐在藤椅上写东西，桌子上放的是让我们感到很深奥的线装书。我们这些学生去他家，认识不认识的，他都站起来点点头以示欢迎。我们上学期间，中国女排很火，每场球举国关注。那时电视机很少见，大部分人都是围着一台收音机，收听著名播音员宋世雄的现场解说，宋世雄的解说也确实好，干净利落，语言流畅，声音具有穿透力。但张涤老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，我们更想看画面，看比赛实况。于是，张涤老便让家人把所有小板凳集中起来，排成两排，好让我们都能坐着看比赛……。孔子曰：“逝者如斯”，去年已是张涤老诞辰一百周年了，我作为学生参加了纪念活动，有感于先生的高风亮节，书写了一幅“智者虚怀如水静，高人清品与山齐”的条幅以为纪念。我的大学老师中还有位叫余恕诚的老师，讲唐宋文学，对唐宋诗词的研究造诣颇深。余老师属于不故意显山露水的那种人，讲课时脸上始终带着谦逊的微笑，慢声细语，娓娓道来，如杜甫《春夜喜雨》所赞美的“好雨”，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用如春雨般的话语来拨动你心灵深处的感情之弦。他的诗词分析有极鲜明的节奏感，一如宋代苏轼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》所写的：“黑云翻墨未遮山，白雨跳珠乱入船。卷地风来忽吹散，望湖楼下水如天。”由“黑云翻墨”到大雨滂沱，再到风吹云散，最终进入“曲终人不见， 江上数峰青”的水天一色的澄明境界，一堂课，便是一次感情上跌宕起伏的历程。余老师待人宽厚，因为是肥西老乡，更因为他的平易近人，与他渐渐熟悉起来。老师话语不多，作为学生的我亦如此，每次到他家后，路上准备好的几句话不多久就讲完了，然后便是静坐了。余老师的老伴来自家乡的农村，但余老师夫妇相处得极好，记得每当讲到老伴晚上端热水让他泡脚时，老师脸上便弥漫无限的温馨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余老师属于不会经营人际关系的人，本色处人，书法大师启功先生说“立身苦被浮名累，处世无如本色难”。可见本色处人是很不容易的。余老师一直当教师，自己也乐此不疲，后来听说他获得全国教学名师的殊誉，并被选为省政协常委，可想而知凭的是真才实学，也应了一句老话：“养成大拙方知巧 学到如愚乃是贤”。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赵庆元老师算是年轻的了，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中的元明清部分，有激情，口才极好，讲课十分生动。北方人性格，豪饮，喜交朋友，与学生称兄道弟。我是通过同学黄元访认识他的，记得有一个冬夜，外面下着雪，在他低矮而暖和的屋子里席床而坐，一个鱼头、一斤酒，三个人，没有酒杯，就倒在一个把缸里轮换着喝，边喝边海阔天空地吹牛，那酒喝得——真是——不亦乐乎。可惜庆元老师英年早逝，真可谓：“一生坎坷路，满腹元明清”。
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位老师，正是这些幼儿园的、小学的、中学的、大学的老师的教育、引领、帮助、关心，才使自己健康成长。年少时体会不深，取得一点成绩，私下里总以为是自己一身的本事，经历的世事多了，方才真正明白一个人从小到大，成人成才，都饱含许多老师的心血和汗水。还是那首歌唱得好：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，才知道那间教室，放飞的是希望，守巢的总是你”；“才知道那块黑板，写下的是真理，擦去的是功利”；“才知道那支粉笔，画出的是彩虹，洒下的是泪滴”；“才知道那个讲台，举起的是别人，奉献的是自己。”
